印花是中国古代陶瓷生产中采用的一种重要装饰技法，在宋元南北窑场中普遍应用，既拥有悠久的技术传统，又流传影响深远，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究竟陶瓷印花技术是怎么样的？又是如何产生发展的？本文在众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陶瓷印花装饰技法的内涵与外延，把握陶瓷印花装饰技法的发展渊源，重点了解宋代陶瓷印花装饰技法的发展内容和历史状况。

　　印花作为一种装饰技法，现在多见于织物印染、纸张印刷等生产中。而古代陶瓷生产中的印花，《中国文物考古辞典》解释其还是“瓷器的装饰技法之一”，有两种操作方法，一是“用刻有纹样的模子制坯，坯成后留下花纹”，另一种是“用类似印章的刻有装饰纹样的瓷质印模，在半干的瓷胎上拍出花纹”[1]。故陶瓷印花指的是利用带有花纹的磨具模印出陶瓷的花纹，形成不同于刻花、划花、刻划花、篦划花等装饰技法的纹样风格。

　　从印花两种操作手法来看，应该存在拉坯成型的拍印（压印、戳印）技术、一次模制成型的整体模印两种不同形式的技术流程，这就为我们探究其历史来源提供了线

　　就拍印、压印或戳印技术来说，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陶拍技术。早在新石器时代，很多陶器的制作就用上了陶拍。陶拍一开始还是素面的，后面发展出带纹样的，其主要用途为拍打器，使拉坯成型的陶器坯胎坚固，后来又兼具装饰之用。陶瓷烧制过程中，采用带有纹样的陶拍，不仅实现了对胎体的加固定型，而且起到装饰美化的效果

　　陶拍技术多见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汉时期的印纹陶，特别是南方地区印纹陶器普遍采用这种陶拍技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印纹陶纹饰被称为早期几何形印纹，一般为阳纹，印痕松散、紊乱、粗浅、重迭。纹饰种类主要有篮纹、大小方格纹、漩涡纹、圆圈纹、重圈纹、圆窝纹、曲折纹、网格纹、编织纹、网结纹、叶脉纹等，甚至江浙地区还出现了重菱纹、水波纹、云雷纹或兽面纹等

　　，或赣鄱、太湖、宁镇、湘东与湘南、岭南、闽台、粤东闽南七区。纹饰制作延续早期的拍印技术，但注意到每组纹饰间的修整，还逐步发展出拍印繁复的组合纹饰。到了战国时期，各地印纹陶不管在种类数量还是质量上均出现骤降，纹饰由繁变简，并逐步走向衰退。这一时期，留存下来的纹饰主要有圆圈纹、方格纹、米字形纹等。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漆器业、制瓷业的快速发展，青瓷器、漆器因其取料、技术成熟、制作简便、成本低廉、美观耐用、易于清洗、使用长久等优点得以空前的发展。汉代以后，印纹陶始最终被普遍生产应用的青瓷器、漆器所取代。但是拍印技术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据学者相关研究，唐代一些陶瓷器上还在使用局部和简单的戳印及模范印制工艺。

　　就一次模制成型的整体模印技术来看，可追溯至商周时期的范铸技术。商周时期，青铜器的铸造早已采取成熟可靠的模范浇铸技术，通常称为范铸法，其中一次性浇铸成形的又称为浑铸法。范铸法可以铸造纹饰复杂的青铜器，以后又被应用到钱币铸造中。青铜器、铜钱铸造用的模、范可预先刻制繁复的花纹，其材质一般有陶质、石质、铜质等几种。秦汉时期，青铜器制作使用衰落，代之以大量陶瓷的生产、漆器的制作。

　　至宋代，社会上下兴起复古之潮，特别刮起了一股复古仿制汉代及商周青铜器之风。同时，宋代也是年号钱盛行时期，几乎每个新帝登基或改元，都铸造年号钱，年号钱成为钱币铸造的基本制度和历史传统。由此，宋代以范铸法、翻砂法制作青铜器、铸造铜钱之法得以进一步发展壮大起来。

　　而恰在此时，宋代以耀州窑、定窑、景德镇窑、德化窑等为代表的瓷窑场已经普遍采用印花技术，遍及青瓷、白瓷、青白瓷，很多器型已可一次性模制成型或模制成型拼接在一起，实现模印制造。

　　至于陶瓷印花技术与青铜范铸法、翻砂法直接关系还不明确，但笔者相信青铜范铸法在一定程度上为陶瓷印花技术的产生发展提供了技术传统基础。

　　总之，宋代印花技术，不仅有两套制瓷技术传统的丰厚基础，而且对宋代及其以后陶瓷业发展产生了巨大且深远的影响。

　　宋代社会经济繁荣，外贸发达，带动了陶瓷业的发展壮大。陶瓷印花技术在宋代大放异彩，为陶瓷生产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促进陶瓷业的进一步发展。其实，早在晚唐时期，许多瓷器，如海棠杯、长方形盘等采用模制成型的器皿上已有简单的印花装饰

　　一般认为，从北宋开始定州（今河北省定县）定窑逐步将印花技术发扬光大，融合模印成型与印花技术，碗盘类印花瓷器的产量得以迅速提高，成为要窑场的主要瓷器产品

　　。对此，很多人认同冯先铭先生所持观点：“定窑印花装饰看不出由简到繁，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有可能受定州缂丝影响，制瓷匠师采用缂丝纹样粉本刻模，因此一开始就显得比较成熟”。

　　从北宋中期开始，耀州窑也开始大量采用印花技术。耀州窑以刻花瓷器为原型，创制出“印花陶范”，即按照既定的纹样，制作带有阴文纹饰的“馒头形”陶范，然后将圆器素坯套在陶范上压制，器物内壁即可印出阳文纹饰，改良装饰工序，标准化批量生产印花青瓷，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产量

　　。宋代景德镇窑青白瓷主要受定窑影响，也采用印花装饰手法。做法是先用印模刻好花纹，然后在尚未晾干的瓷坯上印制纹样，再施青白釉料烧造。景德镇湖田窑址出土有印模等制瓷工具，涉及到碗、瓶、象棋等器形

　　。“南海I号”沉船考古前后出水、出土不少景德镇窑阳纹印花青白瓷，如青白釉印花碗、盘、碟。

　　宋代德化窑属于景德镇青白瓷窑体系，自然受定窑和景德镇窑很大影响。很多器形，如碗、盘、碟、洗、壶、罐、瓶、盒、香炉等，也采用印花装饰手法[15]

　　总之，宋代，陶瓷业的蓬勃发展促进了陶瓷印花技术的大发展。陶瓷印花技术的进步又以其独特的产品特色进一步推动了陶瓷业的发展繁荣，使得当时这种陶瓷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一度成为畅销品，打开了广阔的市场销路，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

　　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耀州窑博物馆编：《宋代耀州窑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

　　3.陈文增：《定窑陶瓷文化及造型装饰艺术研究》，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8年

　　5.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1年“南海Ⅰ号”的考古试掘》，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

　　6.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国国家博物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阳江市博物馆：《南海Ⅰ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一——1989-2004年调查》，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11月

　　7.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南海Ⅰ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二——2014～2015年发掘》，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年5月

　　何贤武、王秋华主编：《中国文物考古辞典》，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第437页

　　张之恒：《略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印纹陶》，《文物集刊》第三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

　　李伯谦：《我国南方几何形印纹陶遗存的分区、分期及其有关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彭适凡：《中国南方古代印纹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68页

　　王鹤洋：《定窑纹饰及其印花与缂丝相关问题初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4年硕士专业学位论文

　　冯先铭：《中国陶瓷》（修订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78页；王鹤洋：《定窑纹饰及其印花与缂丝相关问题初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4年硕士专业学位论文；钟琦：《宋代定窑白瓷碗花卉纹研究》，景德镇陶瓷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

　　王璟亚：《宋代耀州窑外销青瓷与刻花印花工艺》，《中国港口》2017年第S1期

　　王璟亚：《宋代耀州窑外销青瓷与刻花印花工艺》，《中国港口》2017年第S1期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民窑博物馆：《景德镇湖田窑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页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南海Ⅰ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二——2014～2015年发掘》，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年5月，第158-180页

　　福建省博物馆：《德化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2-47、59-70页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南海Ⅰ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二——2014～2015年发掘》，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年5月，第218-276页